——读《乌兔周氏宗谱》札记
江西省湖口县是一个地域、人口小县，县域总面积669.33平方千米，2018年户籍人口为298630人。其中：乌兔周氏人口为28272人，占全县总人口的9.46%。
湖口县历史上的户籍、人口在清代之前未见记载，清顺治13年（公元1656），全县总户数为4807户，人口仅5656人，户均1.18人。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，这些数据不仅数量少得惊人，而且似乎不合逻辑。但，这就是历史。下面，我们从明代中叶至清代初期150年左右乌兔周氏人口的变化入手，探讨明末清初由于人口急剧减少，造成户不成户的主要因素。
公元1500年至1650年，属于明代中叶至清代初始时期，起始为明弘治，终止为清顺治，基本属于念七公第二十世至二十六世生活年代。第二十世主要为弘治至嘉靖早期，全县同辈兄弟为858人；第二十三世大致生活在嘉靖后期至万历年间，同辈兄弟已经上升到1520人，四代同辈平均数约1150人。按人口统计概率，社会人口与单代男丁比约为6—7:1左右，也就是说，在明代万历前期，全县乌兔周氏人口应在7000人上下，全县总人口6—8万人之间。然而，从万历到顺治，前后不过80年左右，全县乌兔周氏人口下降到不足1000人，同辈兄弟平均仅200人左右。究其原因，主要有天灾、瘟疫、战争和迁徙四大因素。
天灾。据康熙版《湖口县志》记载，自万历至崇祯年间，湖口历史上屡次爆发重大自然灾害，主要有：“万历元、二年，连年大饥荒，饿死者半”；“万历十六、十七年连年大荒，饿死者半”；“万历三十九至四十一年，连年大灾”；“天启二年，正月大雪四十天，虎豹禽兽多饿死”；“崇祯元年，江鱼冻死”；“崇祯四年七月十八丑时及十月十六日夜，连发地震”；“崇祯七年三月，地大震”；“崇祯九年大旱，十年春大荒，贫民争相到都盛乡山中取白泥土充饥，多饿死”，等等。由于湖口县属江南小丘陵地带，易旱易涝，农业基础薄弱，遭遇重大灾害打击，损失尤为惨重，加上地震频发，更是民不聊生。
瘟疫。“崇祯十四年瘟疫流行，甚至灭门，次年又大疫。”旧时称天花、霍乱、鼠疫为“发人瘟”，崇祯年间瘟疫主要是天花爆发，湖口全境内以鄱阳湖水系的上、中片最为严重，长江水系的下片略轻。武山、流芳、屏峰、舜德等靠近都昌的乡村成为瘟疫爆发集中区，往往是今天为送葬人，明天即为被送人，高峰时，尸体无人安葬，只得草草掩埋了事。芦丛派的聚居地主要在流芳乡，第二十世时，同辈兄弟142人，相当于横山派的一半，与塘源、流澌、棠山派规模大致相当。发展到现代，芦丛派总人口不足横山派的五分之一，与塘源、流澌、棠山派人口相比，下降六成左右。枫林、荷垅、逢凤、棠坡、东泽在县内均属小派，人口本身偏少，又聚居在上、中片，瘟疫之后几乎是一蹶不振，人口增长缓慢，有的甚至萎缩。
战争。湖口县由于地处长江与鄱阳湖出口交汇处，史称“江湖锁匙”，历代为兵家必争之地。明代中叶之后，至清代初期，先后在这片区域爆发的战事分别有：“正德七年，刘六、刘七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在湖口与明军交战月余，为明军所败；”“正德十四年六月，宁王朱宸濠反，差陈贤于湖口等处掳船900余只，后被王守仁击败；“崇祯十六年夏，张献忠率农民起义军破湖广，在湖口与明军交战，后转武汉”；“顺治二年，左良玉及副总兵李士元、白之裔驻守湖口，率所部3000人掠城，城中焚杀一空，3个月无居民，所过皆成赤土。”据家谱记载，不少男丁从军后生死未卜、下落不明。
迁徙。明朝是江西人口外迁最多的朝代，湖口乌兔周氏外迁基本由花尖山中心向四周扩散，呈辐射状，迁地最多的为都昌（含鄱阳）、彭泽、宿松和黄梅。这四县历史上都与湖口接壤，属毗邻地区，再往远，就是长江中下游的鄂东南和皖中南地区。超出这些区域范围的，绝大多数为异地转迁。据不完全统计，自念七公南迁至清代初叶700年间，繁衍至25代时，迁出湖口先祖共511人。其中：属宋、元时期迁出94人，占总数的18%；明代至清初迁出417人，占82%。在417人中，属明代中叶之后迁出的共达245人。可见，人口的连续外迁，也是造成明末清初湖口乌兔周氏人口急剧减少的原因之一。
从顺治中期开始，经过近一百年的休养生息，至乾隆二十年（1755），全县人口增长到174067人。因当时湖口县域面积大于现行区域，按现行县域范围计算约15万人左右，相当于2018年全县人口的50%强。但抗日战争结束时，全县人口总数又跌破10万，只是到新中国成立之后，人口才恢复稳定增长。
念七公三十四世（芦丛派）龙林撰
二0一九年八月
